喜迎党代会•沿着高速看昭通①——穿山越河向远方

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，儒家在由宿命引出性命的过程中，始终把性命作为人的最本己的存在，并最终把它落实到自然目的论，即天命观上来说。

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,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线没有断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录学,已经分到图书馆了,完全变成了一种工具了,本身所固有的最核心、最高的学术价值却丢失了。

我们岳麓书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仁们应该一起努力,来建立作为我们民族精神家园的中国古典学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以它为依据中国古典学才具有合法性。我们提出来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,并且列入教育的学科体系中。最重要的是学有传承,思有传承。一有传承,整个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凭借个人智慧,而是凭借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和全民的集体智慧来发展。

我们传统是讲究博通之学,四部之下没有具体的学科分类。我对这个意见甚不以为然。孟子说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[29]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[30]认为仁义礼智乃是人之天赋本性。

[21]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。而法家继承三代先王的霸道，主张富国强兵以统一，严刑峻法以制民，这适应了诸侯国希望统一天下、强化集权的政治需求，故而在秦国得到有效的实践。仁义礼智本君子承担的天命，故以天命而言仁义礼智为性。用人行政都要遵从民意：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。

孔子说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先秦儒家提出法先王的主张，将三代先王的民意为天、以德配天的观念，发展为系统的民本思想。

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孔孟儒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的治理经验，将三代先王的民意为天、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为儒家的民本和仁政的政治思想体系。孔子对为政的理解：政者，正也。韩非子强调明主必须执柄以处势，明主之所导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

因为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，所以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仁之于父子也，义之于君臣也，礼之于宾主也，知之于贤者也，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尽管夏商周和秦汉以后的政体形式不同，但是这两个阶段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有相通的地方。韩非不认同孔子以忠顺孝悌之道去管理社会、治理国家，他说：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[40]韩非认为倡导仁爱孝悌是君主缺乏治理能力的结果，而他相信君主掌握严刑峻法才能获得治理效率：其治国也，正明法，陈严刑，将以救群生之乱，去天下之祸，使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，耆老得遂，幼孤得长，边境不侵，群臣相亲，父子相保，而无死亡系虏之患。

孟子说：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思想主要由儒、法两家构成，并且在两汉以后形成了儒法互补、王霸并用的国家治理结构。

根据这种理论，管理者要对员工表示信任，而信任可以激励员工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企业、对待同事，为企业而忠心耿耿地工作。[47]，好利恶害，夫人之所有也[48]。

[53]，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，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[54]从而达成天下治理的最终目标。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强调了政治的民意基础和治理目标，但是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，并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，因为它是一种并不关注国家治理效能的学说。秦始皇因没有把握国家建构的儒法互补原理，故而新建立的强大帝国迅速灭亡，给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历史教训。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始皇，所以能够成功地统一中国，成就了历史上辉煌的霸业，同他成功地运用法家学说分不开。韩非别具匠心地将法、势、术进行了有机的结合，并始终坚持将这三者放到人性特点中加以考察。[60]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但在历史活动和政治实践中，仅仅以王道或仅仅用霸道，皆不能够获得长治久安的政治治理。微妙性是指企业对员工的不同个性的了解，以便根据各自的个性和特长组成最佳搭档或团队，增强劳动率。

夏商周推行霸道的国家治理，同时也是指共主、诸侯对内部臣民的严酷刑罚、暴力统治。人情者，有好恶，故赏罚可用[51]赏莫如厚而信，使民利之。

四、汉以后的国家治理体系：儒法互补、王霸并用 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与法家分别继承了三代先王的王道和霸道。[66] 朱熹撰：《答程允夫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一，《朱子全书》第22册，第1865页。

正如历史学家所说：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。所以，《商君书》特别指出先王不恃其强，而恃其势[33]、先王贵势。法家也特别重视法，因为法维护势的重要手段，严刑峻法是君主治理能力体现，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保证。秦非不欲治也，然失之者，乃举措太众、刑罚太极故也。

[13]尽管儒家也相信天命，但是他们继承了西周王朝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的治国理念，强调决定国家权力稳定的基础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，民心不稳就必然导致国家崩溃。如何才能实现民本的理念，让民意主宰政治权力？如何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，落实以民为本的治理目标？儒家继承了西周的以德配天的思想，提出让君主成为理想的圣王，让士人成为君子。

儒家的治理思想也与现代企业管理Z理论（日·威廉·大内）相通。盘庚说我乃劓殄灭之，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。

[34]韩非子说：君持柄以处势，故令行禁止。我们相信，中国传统的儒法互补、王霸并用的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，可以为现代现代企业管理提供许多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汉代以法家制约民众与保障王权，以儒家道德制约王权与体现民意，达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。其一，立君为民的权力来源原则。主利在有劳而爵禄，臣利在无功而富贵。民本思想深刻揭示了政治治理目标的民意要求，儒家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，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民意。

[22]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[18]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非独贤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耳。现代企业管理X理论与法家提出的人性本恶、只能通过赏罚以达到治理目的理念一致。

汉以来的历代帝国，是如何建立儒、法互补的国家治理体系？这种互补的治理体系为什么能够建立和维持长期有效的国家治理？ 首先谈谈秦汉以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的儒法互补。其二，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作用。